下文摘自高陶《萧三佚事逸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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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作改动
萧子升究竟何许人
萧子升是萧三的二哥，亲兄弟。他们曾断绝往来几十年，直到两个人先后离世。
萧子升（1894-1976），名瑜，号旭东。其兄弟妹共十人，男女各五。男孩中，子升排行第二，萧子暲（萧三）排行第三，萧子风排行第五（留法博士，四川外语学院教授，一生追求进步）。子升长萧三两岁。萧三有两个姐姐在老家务农，一个妹妹萧崑，大学毕业后参加革命，解放后是文化部干部。萧三还有四个兄弟姊妹不幸早夭。
他们系湖南湘乡人，出生于书香门第。曾祖父为举人，当过曾国藩的家庭数师，祖父投笔从戎随左宗棠出征西域，父亲萧岳英学高五车，精通经史、国文，数理，为湘乡著名教育家。1910年至1911年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学校学习期间，萧岳英曾是他的物理老师。
萧氏兄弟姐妹自幼在这种浓浓的文化氛围里，受到良好的培养与教育。萧子升与萧三先后以优异成绩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又一起在创新、革命新思想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然而，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始，萧三对萧子升日渐痛恨，直到一刀两断。此源于一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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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期间，有一桩轰动中外的重大案件——故宫盗宝案，原来是一起由政治罪恶制造的特大冤案。蒙冤受害者为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受牵连者吴瀛（吴祖光之父）、萧瑜（子升）和故宫小职员萧襄沛等多人。
这是一起经过周密策划的心狠手辣、肮脏卑劣的政治陷害案，始作俑者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与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继及其太太崔振华。
他们为了争权夺利，精心编制了骇人听闻的“故宫盗宝案”，他们多方串联，收买证人，买通法院，伪造证据，把易培基案定位成：利用文物南迁之际以假换真，监守自盗，其涉及财宝之贵重、数量之多，令人乍舌……
栗里在1999年11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故宫盗宝案真相》一文中这样写道：“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公布时，院长易培基因病没有到任。按理应该由副院长张继来主持工作了。但院长易培基不同意，事后他解释道：“溥泉（张继）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那是石曾的意思。为此张继不愉快，与易培基产生芥蒂。”“张太太崔振华是国民党上层社会有名的‘河东狮吼’，她为丈夫身为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元老，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司法院副院长并兼全国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席，居然无法操纵故宫博物院的大权而耿耿于怀，这就埋下了待引发的炸弹。”“易培基的女婿、李石曾的侄子李玄伯为秘书长，主管办理故宫博物院日常事务。这人事安排上的布局成为‘故宫盗宝案’的伏笔。”
以上文中所述与以下吴瀛书中回忆稍有出入，但事情的本质是一样的。
据当事人吴瀛之孙吴欢读过吴瀛《故宫盗宝案真相》一书后，概括的“真相”如下：“盗宝案”实际上是因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的女婿李玄伯和时任故宫文献馆馆长张继的夫人崔振华俩人的口角冲突，引发出抢官之争继而愈演愈烈，终于牵扯出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的大人物。张继那面有汪精卫、何应钦、法院院长陈烈等，易培基这边和民国元老张静江、吴稚晖等搅成一团。连蒋介石、宋子文都退避三舍，懒得介入。张继一方由于手握司法权占了上风，易培基一方虽贵为民国元老，却虚有其名，始终被动挨打。吴瀛实在看不下去，虽易培基对他亲而不信，在故宫一直用女婿李玄伯压在他头上，但他依然跑出来为易打抱不平，以至于陷入法网，代易受过出庭。”
值得指出的是，吴灜的这部《故宫盗宝案真相》一书为当事人所写。“文革”前后一失一得，显得更加珍贵。
据说，易培基听信女婿李玄伯之言——可以不到南京法庭申辩，使他失去了唯一一次申明真相的机会，公众误以为他无颜面对法庭，确有把柄。
一时间，“故宫宝案”與论哗然，举国收藏的万民膏血，百年精心经营竟落贼人之手，公众闻此“罪行”，痛恨入骨！
于是，易培基在北平、南京，上海的住所全都被查封，财物被没收，却一件赃物也没搜出，“大盗”如此干净，不可思议！即使如此，他仍然被最高法院郑烈（张继一手提拔之人）、检察院、司法部严令速捕。这个上司权欲博弈的牺牲品，在权钱阴谋、媒体陷阱策动下身败名裂，犹如困兽。
赃物没有查到，自然是易培基已把它们“转移”，这才合乎逻辑！于是他们又编出新故事：易培基所盗之文物被他手下得力干将萧子升）装箱出国卖宝携款潜逃了！身居法国的萧子升有口难辨，有家也难回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萧子升北京居所被没收。小职员萧襄沛因经手装箱南运，又是易湖南同乡，以“通谋舞弊”罪定了若干年徒刑，以致家破人亡。
其案情复杂因素之一是汪精卫幕后插手，有打击李石曾的因素——此案第二嫌疑人是李石曾的侄子李玄伯，李石曾又是易培基的后台。蒋介石则坐山观虎斗，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虽挺身而出，欲为其平冤昭雪，仍搬不动这快巨石。
易培基，曾任短期的教育总长，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校长，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早年在湖南一师任校长时，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有消息说，毛在延安得知老师去世消息后，十分悲痛。
易培基，一介书生，怎是那些老谋深算的政治流氓们的对手！经报章杂志淋漓尽致的渲染，公众恣意汪洋的痛斥，他的清白被蹂躏，是亦成非，积非成是，他万劫不复了！一腔悲愤两行热泪，伴着他度过病痛的最后岁月含恨离世时年仅57岁！
主持公道者有，鸣不平者有，但都敌不过那些贪赃枉法的卑劣之徒。
吴稚晖收集资料整箱，案卷高达二尺，平冤全文还未写完，易培基竟身罹重病，绝望含冤辞世。吴祖光的父亲吴瀛长叹曰：此案“直须待到毛泽东时期，反而或可得胜也”。此话果然言中。
1947年末，冤案炮制者张继突得暴病骤亡，其妻崔振华怕没有后台骗局暴露，便串通法院，搞了个“赦免”欲盖弥彰，从此不了了之，草草收场。国民党司法制度之黑暗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此事很快引起国家重视。吴瀛的第七个孩子吴祖昌曾在2009年10月9日《我们家的故事》文中写道：父亲“是北京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负责押送故宫国宝南运第一人”。他“将‘故官盗宝案’的申诉寄给北京的毛主席……1950年国家主席董必武（注：应为政务院副总理？）受毛主席的委托来上海”，接见了吴瀛，“代表毛主席”肯定了老人为保护国家文物作出的贡献，及“对“故宫盗宝案”昭雪的态度”。不久，沉冤十几年的“故宫盗宝案”终得以正式平反雪。既然没有“盗宝”一事，“卖宝”就更成子虚乌有无稽之谈，故而萧子升“罪责”也随之解脱。很快，萧子升在北京的旧居也发还了他。
20世纪80年代，《光明日报》对于“真相”曾有披露。但是国人知道“真相”详情（我们说“详情”）的日子，大约是在1999年11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栗里的文章《故宫盗宝案真相》之后！这是需要多大的耐心与恒心才能等到的曙光啊！可惜，萧子升没有等到这一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震惊世界的易培基“故宫盗宝案”及其引出的萧子升卖宝携款潜逃案，铺天盖地地传到四面八方，延安也看到了这一惊人的消息。国民党自曝黑幕，又如此浓墨重彩地描绘案情始末，想必铁证如山！这时，有一个最为痛苦的人，就是萧三！萧子升毕竟是他的亲手足！事既如此，只有决划清界限，断绝一切往来了！
虽然兄弟俩在法国思想分歧已经加深，子升主张“教育为工具”的温和政策革命，而萧三则与蔡和森、毛泽东主张暴力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两兄弟在法国已经言明各走各的路了，但彻底决裂则由于此“盗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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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一样的风华正茂、一样的热血沸腾、一样的才智过人，终因观点不同，萧子升、萧三分道扬镳，从此，生命轨迹绝然不同。
此后的萧三与萧子升自然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像夜空中的两个星座，被此出没，不再可能聚首了。然而，对于拥有同样峥嵘岁月的亲兄弟完全忘却手足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
萧子升长萧三两岁，兄弟俩都在私塾里读了7年书，一起到湘乡县里东山高小学习，又一起去湖南第一师范读书，一起和毛泽东有过同学之谊，又起参加新民学会成立会（1918年4月14日），子升是学会重要发起、组织和领导者之一，被推选为学会“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革命理想加亲兄弟，使二人手足情谊更深。后来两人又先后赴法勤工俭学，都在法国经历过清贫辛劳又富斗争精神的生活……子升受蔡元培、李石曾之邀，出任华法教育会的秘书。他作为北京华法教育会代表，提前（1919年初）赴法与巴黎华法教育会总部联络安排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们的相关事宜，两年后他和其他人员接待和安排各省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共20批200多名，成为全国此一运动中重要角色。届时，新民学会的会务主要在长沙（毛泽东主要负责）与巴黎（萧子升主要负责）。巴黎的华法教育会内设置了“介绍学生处觅工处、会计处、转信处”四机关，萧子升在此起到主要作用，他与国内的毛泽东及会友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主持编辑了《华工杂志》。萧子升还主持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法国“蒙达尼会议”，会议确定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也就是在这个会上，在实现“方针”的方法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蔡和森的“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二是萧子升的“温和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蔡的观点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后来子升与毛蔡观点分歧日益加深，子升曾于1920-1921年专程回国一年，汇报留法勤工俭学相关事宜，并有五个月的时间与昔日好友毛泽东在长沙日夜长谈，尽管同样的忧国忧民、同样的以天下为己任，但一个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是不肯妥协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者、坚持“教育改良、和平改革”反对“暴力革命”，激烈争论，互不相让，使此地坚持着自己的理想，终无法统一无法相容。蔡和森坚定地站在毛一边。当年的萧子升、蔡和森、毛泽东，因志趣相投、目光邈远，品学兼优，常在一起探讨国家大事，被誉为“湘江三友”。可惜三位湖湘“翘楚”，为坚持自己的追求，就此选择了各自艰辛曲折的人生之路。萧子升彻底与两好友分道扬镳、自奔前程了。
1921年底萧子升第二次赴法，继续担任华法教育会秘书长，兼北京大学在欧联络人，并在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1924年学成归国，任中法大学教授，从事反对军阀的秘密工作，与冯玉祥国民军合办《民报》，主编中文版，萧子升和李大钊经常直接联系，和毛泽东有频繁通信。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段祺瑞开的50人“黑名单”中，李大钊名列第2。萧子升为第18名，从此日夜避难，不敢回家。
回忆这些才俊的少年时代，不能不让人心动。有毛泽东诗词为证：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沁园春・长沙》）
那时的萧子升，外貌俊朗，才气过人，资质美善，有“湘乡第一才子”之佳誉。他古文极好，文章大气，缜密渊博，书法潇洒漂亮，据其五弟萧子风说“他左右手均能，笔衔在口里写字，竟与手写无二致。”其卓尔不群之才能深得师长们青睐。十几岁的萧子升曾写《励志》一诗，已显露出他的才思：
“秋夜暑消尽，月明照九亥。静徵风响细，闲眺天涯开。笛意凉清也，秋声何郁哉。人生年少好，励志费徘徊。”
好友陈昌在日记里抄录了萧子升的一段话：“不为我造就我，而为国家造就我。不为我求学问，而为学问求学问。”
谈及当年他与毛泽东的友谊，萧子升自己也曾写道：“我与毛泽东同窗三年半，已经养成了黄昏散步的习惯。可我们并不常吟诗，因为我们最大的兴趣在于讨论，在于聆听被此的见解。”“我的国文教师，一位来自宁乡的有名文人，王钦安先生，就常常夸我的文章有宋朝文豪欧阳修之风。毛很诚恳地说，他与王先生所见略同，还说王先生真正懂得了我的文章。我把写着二十多篇的作文的两个大练习本借给了毛。”萧也借毛的作文看，他们在“互看作文的时候，也常因不同意见而争论”。
萧子升比毛泽东小8个月，却比毛高三个年级。萧第一师范毕业后，受聘于湖南最有名的私立小学——楚怡小学。那里教员都是一流的，其学识、品行、道德均为高尚者，如何叔衡等。毛通过子升认识了何。萧毛分开后便借助于书信探时学问，谈时局及国家大事。子升一直保存着毛泽东1915-1916年的13封来信。毛泽东还为萧子升的笔记做了《一切入一》的题。他们讨论的问题多为“自我修养之道，中国改造问题和学习与最近新闻之研究”。二人接触多于其他同学。萧子升曾画一小画：描绘当年两少年席地而坐畅谈国家大事的情景，子升随手写下几句：“改造中国，纵谈方案，妙高峰上。通宵达旦。”
更令人难忘的是，1917年暑假，萧子升与毛泽东趁暑假游历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几县，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农村社会调查。他们各带一把雨伞，脚穿一双草鞋，伞把上缠一条毛中，身无分文，沿途靠卖字给人写对联换来食宿，接触了社会各个阶层，行程近千里……显然，发起组织“新民学会”的想法，最初就发生在萧毛之间。
应当提一下的是：萧三在1949年写的小册子《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有一段“游学——开始做社会调查”，其中描绘了毛泽东利用假游历湖南诸县的事情，书中提到毛蔡同行。毛蔡是否一起出游过我没有查到，但毛萧同行，确有其事。少年时兄弟关系十分亲密，“游学”之事萧三应该清楚。看来萧三当时出于对子升的“憎恶”和对毛泽东的“爱护”，有意“回避”了这一事实。
据1983年12月20日萧三妹妹萧崑对笔者说：“我在延安鲁艺搞保卫股，一天，主席和江青视察，周扬安排到他的托儿所吃饭，要我和所长作陪，主席和我坐在一起。主席说：‘你那个二哥（即萧子升）很聪明，可惜了！’我问：‘怎么可惜了？’主席笑答：‘我跟他搞农村调查时，到绅士家送字，我们先到农村调查清楚哪个绅士开明，然后就写了字到哪家去。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他们一看就高兴，一高兴，就留我们住下。有一天，我做了一首词，萧子升写好，还没商量怎么送法，萧子升就说，老毛，明天我去送！’”主席再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没有再说下去，萧崑也没有再问下去，她想：会不会还有对他——一个如此聪明的人，竟没能和毛泽东走上一条革命道路而惋惜呢？肯定有！显然，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听到“故宫盗宝案”的传闻。
后来，直至七八十年代我们才知道，萧子升把他社会调查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我和毛泽东行乞记》，上面有子升手绘的数张毛笔画。该书来被译成日文，英文。
萧子升后来所经历的非凡挫折与非凡磨难，会否对其思想的成熟、人格的完善，起到很大作用呢？应该会有。这些，我们从他晚年在乌拉圭为传播中华文化忘我献身的事实中，不难看出子升的生命轨连，当然也会有难以稽考之事。
七八十年代，萧三得知萧子升出版了《我和毛泽东行乞记》一书，表现得甚为不肖，并嗤之以鼻。他不仅在40年代所写毛泽东的书文中，一概不提萧子升的名字，而且每次撰文写诗也总不忘痛斥这位“家耻”“国贼”！萧三从心底为他二哥平反也是“文革”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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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当年，萧家三个男孩子，兴趣广泛过人，常在一起写字赋诗。萧三吹箫，萧子风吹笛子，两人常常合奏，萧子升吟诗赋歌，……月光下树荫里常传出悠扬的乐声和铿锵的诵诗声。那时，兄弟关系是何等亲密无间，谁知几十年后，两位追随马列主义的弟弟、一位献身革命的妹妹（萧崑）因理想不同，竟不得不与他们的二哥萧子升反目为仇了！
在湖南一师学习时，有一位名师叫杨怀中（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留学日、英，在英国爱登堡大学获硕士学位的“权威教员”曾被蔡元培聘到北京大学当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后毛泽东跟着去了北大图书馆）。当时他对品学兼优的学生在物质上、精神上、学习上均毫无保留地帮助。萧旭东（即子升）、毛泽东，被人们亲呢地称为“二东”。每逢周日，这“二东”和同学陈昌、蔡和森等都常去杨先生家聆听教诲并吃午饭。杨先生认为毛泽东是位“殊为难得”的人才，认为子升是具“重深思”之特点，他喜欢提问，所提问题“灵妙”。子升说他与杨先生“宛若父子”，他给父亲写信道：“儿每星期天必须到杨先生家去领教，但三弟不愿去。”萧子风说：“杨先生道德高尚、学问渊博，不足之处是崇拜曾国藩，萧子升受他影响也崇拜曾国藩，他曾多次向我们推荐曾的著文，而我与萧三却喜欢《水浒》、《三国》、《聊斋》、《儒林外史》、《红楼梦》，萧三最喜欢《红楼梦》。”
1984年，子风毫无保留地向笔者讲述了一个与三兄弟都有关的、萧三的婚姻故事。
不谙世事18岁的萧子暲与父亲学生的妹妹谭雪君结婚。雪君嫁过来后，对婆母帮助很大，她吃苦耐劳，会做家务，只是性情刚烈，不善逢迎，不会讨人欢心，也缺少温柔。二人婚后不到二十天便开始吵架，加之雪君不识字，不懂丈夫的伟大抱负，没有共同语言，两人感情裂痕越来越大。
1912年夏，萧三回乡，与雪君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上感情已极淡漠。
“新民学会”成立后决定开眼界，向外发展，学习先进。会上决定“留法一事，和森和子升负进行之责”。
1919年冬，萧三拟赴法勤工俭学，雪君也随丈夫到了上海，但是赴法船票很贵， 萧三筹不足两个人的旅费，还曾办过两桌酒席，恳请乡绅帮助，仍不能如愿，雪君只好回乡。就这样萧三只身赴法，一年后他们的女儿“沛南”在家乡出生，不到一个月便夭折了。
1925年，萧三由法国回到北京工作，雪君自动来京寻夫。这时的萧三已认识了瓦莎。萧三很长时间不来看雪君，偶来一下也是匆匆而走。雪君很苦恼，对子风讲：“你三哥几个礼拜也不来，一定有什么名堂。”子风便替萧三掩饰说：“三哥搞的是革命工作，他经常跑张家口，一不小心就有生命危险，得小心，你不要多怀疑！他不会变心的。”
雪君终于由怀疑到忧郁，她确定萧三已经变心了。
据萧三的妹妹萧崑回忆说：“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萧三在北京搞地下工作，化名林博夫，不能常露面，也不想继续与雪君的关系。有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一则《启事》：林博夫在海参崴失足落海，死了。我读毕大哭，外人不知道，只有子升知道。子升说，肯定是假的，一是为了掩国民党耳目，二是想让雪君绝望：“别想重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萧三去海参成养病前制造的與论。”
果然不久，萧三对萧子风说：“五弟，我老实告诉你，我有了一个俄国女人，已经定了关系，同居了。”
雪君于1927年郁郁而死。萧子升说萧三：“她实为他而死，他等于杀了一个人。”
萧三听后说：“她是为我而死，说我杀了她，那不是绝对的。萧子风说：“他为自己辩护，意思是她是可以不死的。”
很快，谭家来向萧家要人了，萧三不知该怎么办。
萧子风回忆说：就在这时，子升为家及其胞弟着三做了一件颇具兄长风范的事。“子升花了一笔钱，搞了个非常精致的纪念册，悼念谭雪君。请陈延龄（湖南人，曾在教育总长易培基下做过官），以参事的名义写了个《悼词》。参事，这在当时乡下人认为是了不起的京官。内中写道：“子暲尽瘁国事，奔走于长江上下游，无力照顾雪君”等等，显然，稿子是子升拟的，陈用隶书写出来，漂漂亮亮，请了许多人签名。后来子升说自己是“欺世盗名”，但效果不错，比较圆满，总算平息了谭家的怨恨，也帮萧三解脱了困境，为此萧三也十分感激子升。
所以说，若讲兄弟间感情不合或淡漠，不符实。只是后来的“不测风云”才彻底改变了兄弟情谊。自从出了“盗宝案”后，对于萧三来说，一提起其兄子升，任何时候都是沉重和充满愤懑的话题。但是，在萧三1977年4月1日写给萧子风的信中，还是“泄露了天机”：“收到2日译文并明黎（萧子升女儿）育春（萧子升堂弟）抄件，使我了解了全部情况。深为感谢你，今天是4月1日，就是北京也确定为春天了，心情格外舒畅全部情况”即萧子升的“冤情真相”，对于萧三来说虽说是迟到的消息，但毕竟是融化了他胸中积郁多年的“块垒”，他的“格外舒畅”的心情，说明他从心底里还是很“在在乎”这位二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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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子升“正直善良”是毫不过分的。他在学生时代就有“萧菩萨”的美称，他从不嫌弃穷同学，不仅与他们建立了深厚友谊，还经常给予资助，当时的毛泽东、蔡和森就是其中的两位。
1928年向警予不幸被捕，萧子升竭尽所能营救，向警予还是在同年修遭杀害。萧子升说：“我很难过，因为尽管我们的政见和人生观不同，她仍然是一位好朋友。”三年后，蔡和森也离开了人世，萧子升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之一，他自始至终都是我所敬佩的挚友。”后来杨开慧被捕，“他又尽了一切努力试图营教，给许多要人函、致电，都无济于事”（见萧崑、韵桐、王业《萧子升“文化苦行僧”》一文）若萧子升明哲保身或怕受牵连，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是不会“多事”的。
1930年，子升妻子康氏病逝北京。1933年6月萧子升在上海与美才女凌孝隐结婚。孝隐曾师从齐白石老人，后又留学美国专学儿童教育，兼攻西画。夫妻感情甚笃。婚后两人去了法国，在9月法国某报头版上出现：“中国著名教育家萧瑜携夫人抵达巴黎”新闻。没想到，“万重关塞断，何日是归年”？萧子升此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萧子升果然是按照自己“教学为先”的理念去从事教育工作了。在国外定居前曾任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北平大学校务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院长，中法大学教授，华北大学校长。抵法后，他先后做了法国首任巴黎法华教育会副会长、巴黎大学中国学院副主席、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曾多次出席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会议，四次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协会世界联合会议。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在瑞士日内瓦设立“中华国际图书馆”，收藏珍贵史籍13万册，子升受聘为馆长。50年代初，不少国家力邀该馆前往。
萧子升考虑到南美洲对中国文化知之更少，那里20所大学里没有一所学校设有中国课程的，没有一个图书馆里有几本中国书的，那里尤须传播，便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乌拉圭蒙得维的亚。
乌拉圭，是个人口不足300万，没有沙尘、没有铺天盖地污水，绿树葱茏幽静美丽的小国。1953年。子升已逾花甲。乌拉圭用它的由衷欢迎与热情款待，接纳了这个远道而来的中国文化人。
萧子升在此开设中国语文、历史、哲学，书法绘画等课程。许多课程都是免费的，为此更加引起了“中国国学”热，乌拉圭各界人士。高级职员、大使馆官员、大学教授等等纷纷前来学习。他先用法语，英语教学，继而学习当地官方语言，并改用教学效果更好的西班牙语教学。他白天讲课，夜晚写书，他的一生就是书的世界：读书、教书、著书、管书、访书，故学生尊称他为“五书先生”。他20多年如一日，循循善诱，教人治人，弟子逾万。故此，乌拉圭到处盛传萧子升斯文有传，学者有师，赞“享名益盛，绩效弥彰”。
1973年，萧子升80寿辰，台北文化教育界23个团体为他签名祝寿，并出版发他的新书《五书先生联话》志庆。他用西班牙语编写了卷帙浩繁的一套《在西班牙语文区域传授华学应用丛书》，其中包括：《最新教法中文读本》、《中国书法》、《中国传统绘画法则》、《中国简明史地》、《华西词典》。可惜有的未及编完……中华文明的侧影矗立在美洲最南端乌拉圭的地平线上，萧子升功不可没。
“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他篆刻了一方印章：“家在岳云湘水之间”，遥寄思乡之情。萧子升要求自己的下一代不可忘记祖国，不可丢掉母语，一律都要会说汉语，会写汉字。嘱咐后人将自己死后骨灰葬归故里……妻子离开后他一直鳏居，衣食住行都很简单。无豪宅、无车、无华衣、无锦食也无美女。他自己也说：“余海外从事文化垦荒工作数十年，今仍贫无立锥之地，故无堂可升，无室可入。”有人赠其美号：“文化苦行僧”，忠实地概括了他清苦的一生，他自己也很认同。
在萧子升漫长的几十年里，他万万没有也不会想到，这个特大冤案、铁案，有朝一日会在“不搭界”的新中国时代给翻了过来。案情实在太大，一度公布丢失的宝物实在太珍贵，即使没有人喊冤申诉，如此华夏珍宝，新中国也是不能坐视不管的。如果没有“十年浩劫”的延误，子升肯定能看到光明的这一天。
1957年8月，萧夫人去世，他凄然立下遗嘱：“现在将此照片（原按：指李石曾、吴稚晖联题跋相片）慎重寄予你们，望你们过细一看，慎重保存，我等个时机要将它影印出来，四处分送、让世人明白真相，万一我在生之时没有做到此事、万一我去世了，你们务必在我去世之后赶快将它影印出来，到处传布，你们只管在国内外不断地邮寄与报馆、学校、当局、时人。”
“这是你们最应该最高兴做的事情了。你们那时对我的死不必悲伤，只做此事认为痛快，你们那时对我的死，不必做别的追悼，只做此事便是最有价值的追悼。……以后你们每年要纪念我追悼我，最好就加印加邮一次，你们对我及孝隐夫人的孝敬，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如崔振华已死，你们更可以公开地大做了，并可将我的题跋（原按：即遗嘱最后关于盗宝案的这部分，影印件也有一份收藏在李石曾的中文馆中）也影印出来，一同寄出。”
“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遗嘱！”（引自王业、刘韵桐的《谁盗走了故宫的珍宝？》）
这份遗嘱浸透了萧子升一生的血和泪，力透纸背。足见“伏怨”之刻骨铭心。
萧子升于1976年11月22日去世，享年83岁。去世前几天他还在课堂上讲课。这是怎样的情怀？正如他生前所说：“我将来是死在讲桌上。”是啊，“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是“去”在了战场，而是在三尺“圣坛”之上，何其壮美！
萧子升究竟何许人？
历史随着遽变的岁月，沿着时代繁衍的血脉，在庄严的坐标上，再次清晰地显现出它的本貌，给出了应有的答案。带着郁闷情结、带着深哀大痛，坚守自己清白的易培基，过早离开这个炎炎权势、污秽不堪红尘世界的易培基，终于在毛泽东时代迷雾消散、颠倒扶正。
在走过生死相隔、茫茫苍苍几十年后的萧子升，被无情的历史证明了他“其水淡而清，其人廉而贞”的本质。子升漫长清苦的一生，正如李大钊所讲：“从凄凉中看到悲壮。”
1994年12月11日子升百年冥诞，他与夫人凌卓（凌孝隐）骨灰归葬故里，举行仪式的礼堂里，挤满来自各地的友人，乡亲……墙正中高悬着子升的大照片，两边长联上写着：
志士去国心存天下（千秋？）
赤子归乡魂傍桃源万古
萧子升、萧三、萧子风，都没有看到“故宫盗宝案”冤情彻底“大白”、正式“平反”的这一天。萧氏兄弟生前也没有来得及握手言欢。荒诞而苍白的十年“文革”，推迟了这个噩梦的苏醒。
所幸，经过历史汰洗的尘垢终于消逝，萧家的后人“家祭”时，业已告慰了他们的先贤。
萧家三兄弟，三种不同经历，三个不平凡的好人，他们最终在“天堂”里相逢一笑”聚首了（萧子风于1985年仙逝）。
萧子升，这个集荣誉与成就于一身的教育家，以他漫长的生命证实了自己的价值：“但见丹诚赤如血。”这个毕生没有摆脱屈辱与折磨阴影的老人，在精神炼狱式的一方世界里，顽强地生存了83年。衰老、纯洁而无私的灵魂，该平静了。让我们从心底里为他唱一曲公平与正义的《安魂曲》，请他安息！
萧三侄儿萧建民，侄女萧琪芬、萧瑞芬为本文提供了大量资料，并认真阅读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作者高陶曾为萧三生前助手。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中学教员、编辑、研究人员。曾应邀在莫斯科大学任教，现任某杂志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