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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歸於蕭瑜教授、凌卓女士及雪城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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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为止，关于他的共产主义活动，毛对我没有任何隐瞒。事实上，他曾私下告诉我很多事情，而我对谁都没有吐露一个字。上海一别后，我们经常写信给对方，有时使用只有我们两人才能理解的密语。几个月后，我回到法国，因为当时没有航空邮件服务，我们的信件需要十到十二个星期才能抵达目的地。对于毛的钱包来说，没有航空邮件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字又大又笨拙，那样他得花上一大笔钱买邮票！

1924年底我回到中国，住在北京。由于不能去长沙面会毛泽东和其他新民学会成员，我们之间常以书信往来。在这一时期，孙中山先生决定与共产党合作，其结果是共产党人同时成为了国民党的成员。而实际上，共产党人只是披着国民党的外衣，继续为自己的党秘密工作。这种合作误导了军阀，他们经常将国民党成员指责为共产主义者。

在此期间，我所属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打击和消灭军阀。我积极参与了这次革命运动。毛泽东以及其他新民学会的友人们与我有着同样的目标。

虽然我和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以及其他活跃的共产党人有过直接的交流，但我对中共内部的秘密讨论或者计划自然是一无所知。而毛泽东仍给我写亲密的长信，尽管他不能公然讨论他们党的行动，我们还是像过去那样进行理论上的坦诚探讨。

在北京，两党成员一同工作得很好。《民报》（People’s News）（译注：国民革命时期冯玉祥在北京创办，中英双版，英文版由陈友仁主编，中文版由萧子升、范鸿劼、朱务善主编）当时是北方最重要的报纸，我担任它的总编时，每天午夜后都要召开编辑会议。我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坐在我对面的是我的秘书，我的左边是三个国民党人，我的右边是三个共产党人。这三个共产党人中有一个是范鸿劼，他后来和李大钊被同处绞刑。现在回想起来那实际上是一个代表会议的雏形，而当时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每念及此，我难免一笑。

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认为有必要印制反对军阀的文章和小册子，但商业出版社都不敢印刷。在其中一次会议上，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提议，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北京办一个出版社，我被任命为负责人，随后国民党的财务给了我一大笔资金。我提议让熊瑾玎从长沙到北京来做我的执行编辑（熊瑾玎曾和我同在楚怡学校任教，后来也是新民学会的会员，现在他和其他老会员们在北京工作）。我为这个项目工作了仅仅四五个月，就遭到警察怀疑的盯梢。最后，我把余款退给了顾孟馀。顾孟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后任中华民国铁道部部长。此事再次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密切合作。

1925年，我一直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失去了自由。我时常得躲在北京或天津的租界里以免被捕。1926年（译注：李大钊死于1927年，回忆有误），李大钊等许多共产党人被军阀政府绞死，我们这些革命者活动得更积极，但也更危险了，我们的家里常常遭到军警的搜查。有一次我躲在外国租界时，我的家人烧毁了一整箱毛泽东和我其他新民学会的朋友们写给我的信。我偶尔能收到一些来往于长沙和北京的朋友们带来的短讯，但渐渐地，这些消息也中断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给我的朋友——毛泽东——最后写的几封信之一。在信中我说：我们面临着两大问题和抉择——自由还是极权主义，国家还是个人至上……不存在任何完全好的政治，任何政治权力都可能是坏的，并且大多是坏的。相较而言，民主政治要比其他形式的政府要好得多……你应该去读“La philosophical de La Misère（译注：《贫困的哲学》，蒲鲁东著作）”，而不是“La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cal（译注：《哲学的贫困》，马克思著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政府是如此，在世间也是如此。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物质进步总是大大超过我们道德和社会的进步……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个国家不是一台机器，可以由操作者肆意开动。企图束缚一个人的思想和意志是不公正也不明智的。我们伟大的哲学家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意思并不是将你所欲施于他人……执鞭的车夫认为自己比他所驯服的牲口更明智，但我确信那个车夫对他的动物来说是极坏的，我也不认为他更加明智……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在末日来临之前，得出我们的最后结论。